实事求是地讲，就水利系统的小说而言，让我手不释卷拍案叫绝反复品味浮想联翩的作品大概只有两篇：一篇是李鸿的《山上有个洞》（发表在2000年第一期的《芳草》上），另一篇就是丁良卓的《一九四三年的往事》（发表在2005年第二期的《大江文艺》上）。

这篇6000来字的小说以1943年的枝江县县城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日本军队为渡过长江，通过派遣特工人员收买渔民刘敢生和水文技术人员杨孙，获取了水文资料，从而顺利渡江进入县城的故事。

6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被载入史册。全国上下齐动员的抗日救国运动是这场战争的主流，但作者揭露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为国人不耻的卖国行为，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它也应该带着耻辱的印记被记入历史，这是小说的思想深度所在。

作者没有描写在大敌压境之时，我国军民如何抵抗的壮烈和惨烈场面，而是通过诸多情节，着力刻画了小城形形色色人物的卑微、怯懦、自私、贪婪的心理和性格，撕开了民族的伤疤，暴露了国民的麻木。请看：“一心想发大财”的渔民刘敢生为了一麻袋铜钱，就助纣为虐，主动为日本特工服务，将管理测量业务的杨孙“出卖”给日本人不说，还充当日军渡江的内应，砍断了作为渡江信号的“广玉兰”；被中学开除了的逢季凭借“左右来事”居然谋到了水文站长的职位，除了编假数据欺骗上司获取经费外，就是建豪宅买小老婆，日本人一到对岸，他就吓得溜了；边骂“这是什么世道”，边为日本特工的巨款而出卖水文资料的杨孙，是个奸诈歹毒的小人，他担心收受日本人“巨款”之事败露，竟杀人灭口，将刘敢生“拦腰砍成两截”，又为了以后有个“交代”，企图瞒天过海，获得“取义除奸”的美名，甚至将原始水文资料和篾刀埋藏起来。做完这一切后，他坦然地扛着刘的那袋铜钱，“从容地下了山”。

作品在重点叙述日军为获取水文资料和当地相当人员出卖水文资料这一主线时，还通过水文站所在小镇居民在战争前、中、后的言行及关系，拓展了小说的空间，更广泛和深刻地揭露了居民的无聊、愚昧。大敌当前，小镇的人们不是积极备战，而是醉心于在“满堂春”酒肆听“楠管”演奏。楠管演奏家解之淆不是用楠管来宣传抗战，而是说些荤故事，搏取听众一笑，再不就是与有夫之妇鲜于佳慧调情。上述场景，给人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强烈感觉，与当时国家沦陷民族危亡的形势形成巨大的反差；“邴记商行”的小老板邴秋对老婆与解之淆的关系极为仇视（经常咬牙切齿磨刀霍霍），但对日军的侵略却态度漠然置若罔闻。在“几个东洋兵声嘶力竭地把他的门敲得震天响”时，他不与之拼命，却“静静地坐在……太师高椅上”点燃大火与奸夫淫妇同归于尽，以报家仇替代了报国恨。看到此处，谁能不为邴秋的愚昧自私而扼腕叹息：谁侵害国家利益与他无关，谁侵害他的个人利益（如名声）那才是不共戴天！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60年了。通过《一九四三年的往事》，反思那段民族的噩梦国人的灾难，我们可以悟出些什么。难道没有理由认为八年的抗战打得太长了些吗？（苏联打德国只用了四年。甚至有人问：要是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没有美国往日本丢原子弹，抗战岂不是要打更长时间？）试想，抗战八年，除了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原因，除了经济、军事落后等原因，是不是可以问一句：我们一些国民的思想观念是不是更落后呢？可以设想一下，要是没有汪精卫、皇协军、伪军、刘敢生、杨孙之类的汉奸助纣为虐，要是全体国民都像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浴血奋战，抗战用得了八年吗？毋庸讳言，我中华民族既有鲁迅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也有“麻木不仁的看客”，也有“精神胜利法”，也有“窝里斗”，也有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冷漠、蒙昧、瞒与骗等民族劣根性。鲁迅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怀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深厚的责任心，在诸多作品中对国人灵魂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今天，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建起了高楼，修成了高速公路，但是如果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不提高，就难以成为最优秀的民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看《一九四三年的往事》，对认识国民的劣根性，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形势，未雨绸缪，采取对策，应有“疗救”的作用。

该作品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且用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刘敢生为了一条青鲩的挣脱，气得捶胸脯打老婆，但为了区区“好处”（一袋铜钱），却对给日本人引路会给县城带来巨大灾难的后果无所谓，甘愿为鬼子卖命（当然最后也丢了命）；小城居民对抗战不热心，要么先就逃之夭夭，要么就听楠管消闲，要么就琢磨报私仇，但却对胜利后 “寻找民族英雄”很感兴趣，搞得“轰轰烈烈”（这同当今有的单位对防火不重视，却对救火英雄的评选、宣传情有独钟类似）；国民政府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在枝江建了个水文站，可划拨的经费却被官僚逢季和水务局贪污，与孙中山先生的宏伟理想形成巨大反差。在作品中，日军对水文资料非常重视，为得到它，不惜重金收买刘敢生和杨孙，而我们的国民政府和官僚却对水文资料的价值一无所知毫无兴趣，如逢季为贪污经费而制做假数据，而作为主管上级的水务局却明知是假却“懒得看出破绽”。两下相比，令人先是愤慨继而深思。小说中多处使用这种对比，对深化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该小说也不是好得不得了。也有瑕疵。如刘敢生死之前为何要将那袋铜钱带在身上，而不交给老婆？谁明知要死（起码是风险很大），还把钱带在身上？这点，不太合情理。杨孙为何在已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销声匿迹？为什么不回来工作，享受英雄待遇？另外，介绍楠管和解之淆与鲜于佳慧的调情文字似乎多了一些，有冲淡主题之嫌。当然，是就只有6000字的篇幅而言。

另外，感谢丁良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反映抗战与水利相结合题材的小说原可以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