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现在有多少条路，我并不完全清楚。但从省道、县乡道、村道到通田的机耕道，大体上我是知道的。

可以说，家乡道路的变迁，我算是历史的见证者。

1954年，我在桃源湾读小学，学校离家虽然不到1公里，但隔着一条小河，这条小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河的小船，我们上学只能从滚水坝上走过。每逢吹风下雨，我的启蒙老师崔瑞卿都会像渡船一样来回接送我们。一天，崔老师重病卧床，我们几个小学生结伴上学，刚趟到滚水坝中间，一个浪头把我冲走了，小伙伴急得大哭。好在“天不灭曹”，冲了300米后，水浪又把我抛在了小河岸。崔老师闻讯后，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从学校跑出来把我抱回了家。母亲见到我后，又是哭又是喜。怕我受惊吓失魂落魄，连续三个晚上给我喊魂“孝忠回来没有？”我要答“回来了！”一喊一答直到深夜。加上邻居也宽慰母亲“这伢儿命大福大”，母亲才放心。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才在滚水坝上架起了一座小桥。

1960年，我还是常德一中的学生，那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到离校30公里外的周家店公社寡妈洲大队帮助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一天，我堂兄从家乡赶来叫我，说我父亲亡故，我丢下手中的稻子请假往家里赶。路上乌鸦叫、心里急、腿疲软，寡妈洲离王家嘴只有15公里，我俩从下午5点钟走起，走到半夜还在荒山野岭摸黑打转，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天亮时，才发现是在七姑山下朱家凸一带来回走圈子。等到我走回家时，二哥已准备将父亲下葬了。那时人死了安葬很简单，既没有和尚道士，也没有洋鼓洋号，更没有花圈挽幛，我母亲痛哭一场就入土为安了。迷路的地方在临澧县与鼎城区的交界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临澧县任县委书记，与鼎城区领导协商，把几条边界路都连通起来了，虽然是砂泥路，但总归是好得多了。

1971年初，我在慈利县三官寺工作。一天，二哥发来电报说母亲病重。看完电报，我立马请假往家里奔。现在从三官寺到王家嘴顶多3个小时的车程，那时我却日夜兼程走了3天，等我到家时，母亲已放进水泥棺材里了。可怜的母亲，养育我成人，临走时话都没有说上半句。这不怪天，不怪地，只怪交通不便利。

现在，我早晨八点钟从长沙出发，十一点钟就可以到王家嘴。家乡的路好了，“千里长沙一日还”的日子到了，可我的父母却再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