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那场战争，不是入侵与保家卫国的区别。双方都在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在小冰河恶劣气候下两个集团在进行生存竞争。各自都是站在本集团的立场上。抛开文人的诗情画意的描摹（比如“汉民族有热爱和平的天性”，或反过来“野蛮也是一种质朴的美丽”），也抛开民族主义者的固定逻辑，这种竞争是没有正义性可言的。一个先进一点，一个落后一点，而且差距还不太大，满清的农耕和汉化程度较其他人都高。

但是这两个集团，却有一个明显区别。

区别就在于满清是“骑射立国”——实际就是强盗起家——，而大明是“以文驭武”。

有了这个区别，所以这不是生存竞争战，不是利益争夺战，而是文明保卫战。

都说杨镐瞎指挥葬送了刘铤杜松。大明部阁里的那些人杰，没有哪个是蠢人，今天满大街的中二都知道文官领军的坏处，他们难道还不知道？为何大明末年看起来“蠢人”如此地层出不穷，那些文官统帅简直是比赛着看谁把军力葬送得更快？这里没有阶级立场问题或党派利益问题（无论哪个党派战场上的表现都差不多）。关键原因是，他们实际担负的是“政委”角色。

这一支军队，是成为军阀，还是文明的捍卫者；这一个国家，是成为大强盗集团，还是一个文明世界，可以说就是在他们这些掌握意识形态的政委肩上。

完全可以想像杨镐他们的战战兢兢。一面要战役取胜，一面要贯彻以文驭武体制，防止武力脱离控制危害文明。基本上，除了袁崇焕这位进士文官外，大家都干得不太好。（有人认为他和辽东将门做了见不得光的交易）

大明中后期有一个军力高峰期，军事力量曾归纳为“南戚北俞东李西麻中谭伦”。兵部侍郎谭伦这个文官，担负着协调、同时也是压制各军头各将门的职责。而实际上，大明的掘墓人，正是诞生在“东李”中：不仅亲手豢养调教出了努尔哈赤，而且很可能长期养寇自重——而且遗传下来了“关宁铁骑”的逃跑传统和优质生存基因，成了关外军力笑到最后的人。

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大明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对军头将门压制得不够。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杰出的军事将领，在为了保卫文明而战。他们身为武人，却能够认识到，以文驭武的世界，是个好的世界。为了他们自身认同的这个好的世界，他们甘愿解散辛苦训练出来的军队，甘愿忍受文官的提防与刁难。这样的军队和这样扬弃了低级本能的将领，绝不是没有。但总的来说，武装力量是崇尚进取性、竞争性的这样一个团体，它天然地更易吸纳“猛人”，令其脱颖而出，并且它还拥有便利条件，一不小心就能成为野蛮力量。所以社会舆论“好男不当兵”，因为当兵不文明。

如果没有文官对武将的压制，如果放弃了以文驭武，大明就只是另一个强盗集团而已。那又有什么值得人们前赴后继去保卫它的呢？那时候可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

那时候的国家观念就看在不在大明皇帝的直接统治之下。抗清战争之前一直是大明建州卫的谋反叛乱，为了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私人矛盾，而加派“辽饷”，老百姓当然不买帐。反正生活已经够糟，谁来统治都一样，但直到剃发令下，普通百姓才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更糟——就象要经过人渣后才能发现原来伴侣的好——于是终于开始了为时过晚的正儿八经的抵抗。

在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情况下，同时也缺乏必胜信念，忠君也是勉勉强强（被近代人文思想冲击得七零八落），为何还是涌现出了那么多抗清先进人物和事迹？

大明皇帝如果是一个强盗头子，那他根本不能用利益捆绑住那么多处在逆境中的中国人，不能让他们在艰难逆境中舍生赴死。——就好象钓鱼岛的那点怎么也派不到百姓身上的利益，无法捆住全体中国人去为之冒险奋斗。（当然大家目前很热情的原因，除了爱国主义教育很成功之外，还因为以当前中日实力对比不存在冒险）

同样，满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附从，是因为这支股票一直看起来很有潜力。可以肯定的是，它只要一不顺立马就是遭无情抛售的命运。事实上如果不是孙可望野心膨胀想当皇帝的话，满人已经在商讨要不要迁居回东北了。

这是利益勾结和心慕文明的区别。

还有那么多人愿意为逆境中的大明献身，因为他们保卫的是“文明”，本文定义的文明。

实际上，满族那百多万人口是不可能跟大明王朝这个儒家文明的代表相竞争的。那场战争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在生存在东亚这块地方的人中间，信仰“骑射至上”的人，和维护“以文驭武”的人，其中的主体在血缘学上都是汉人。理解为是一场内战也未尝不可。

迷信武力的人，就去追随顺治和皇太极，利用满清入关这个机遇，实践自己的生存野蛮哲学；而信仰文明的人，就团聚在南明一边。

这场战争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的一场较量。不分种族。

灭亡南明的主力，是吴三桂、孔耿尚三顺王、张赵王诸杰将，以及李成栋李国英等大批降将和各路投机军阀。他们大部分在满清那种适合武人的“骑射立国”体制下，爆发出了前所未见的生机与活力，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表现出了在前朝所没有的主动与创造性（但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武力不在文明统率之下能干出多大的罪恶）。

世人都奇怪，为何一个个在大明体制下平庸无能之辈，到了满清那边就成了良将名将。这不是大明不好，而是大明太好了。在这个好过了头的文明世界里，在以文驭武的体制下，他们的生存本能和生命热情一起受到了完全的压制。

所有过于杰出先进的文明，都面临这个问题：在总体资源匮乏的世界上，虽然文明的力量，总体上，大趋势上，总是能碾压野蛮的力量（不然也没有中华文明圈和庞大的汉人地盘），但只要野蛮一方出了真正杰出的军事统帅，先进文明对于其自身武装力量的控制打压，就会给野蛮可趁之机。

——这一点虽然很悲哀，但是如果反过来，一个集团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十分强大，和今天的中国一样，但却有着落后的文明，或者外表文明本质野蛮，那才更加糟糕。

因为是为文明而战，所以大明“死不悔改”地坚持文官领军、外行指挥。放弃以文驭武体制等于放弃了文明。

同样也是因为是为文明而战，所以意识形态得先统一了。因此，哪个皇帝是正统，哪个党派代表道义，得先撕撸明白这个。

站在现今被深入骨髓的“民族国家”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上，简直对晚明这种内耗和不顾大局忍无可忍，但在当时，这个就是大局。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不明的政权，不值得，或者说没办法，团结凝聚起热爱和保卫文明的力量。

那时候文明还需要一个外壳——事实上从古至今文明一直包着各种各样的外壳，也受着外壳的束缚——，儒家忠君思想在许多人那里就代表着文明。（而有一些读书人则看得比较明白透彻，因此不排斥换一家皇帝来继续儒家文明。或者在两个皇帝之间摇摆。钱谦益因为“水太凉”而不愿意为了明皇殉节，与其说他是在为自己拙劣的辩解，不如说是在故意的嘲讽、消解那种表层化的忠君思想：大明皇帝于我没有河水温度的重要。当然民族主义的史学家不会这样理解。）

如果意识形态不明，那战争双方无非是一个强盗团伙和另一个强盗团伙，那当然谁有增长潜力就投向谁。所以“皇帝是谁”和“谁是君子”这些个问题很重要。

以文驭武并不总是失败的。曾国藩的湘军在封建时代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方式：军官清一色由读书人组成，训练他们指挥山区里选拔的老实农民，而没有采用专业武官。这种军队在维护他们的信仰时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对于拜上帝教这种粗糙愚昧的文明，儒家精神占据着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关键是如何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实际的军事优势。而湘军这上面做得很成功。

只要稍微联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组织方式，跟“支部建在连上”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不清楚毛泽东是否从湘军受到了启发）

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说，军队的“将门”，是专业的军事力量人才，永远不应成为武力的实际掌握者。这是他们共同的军队建设理念，用对某一种文明体系的思想信念来指挥和激发武力。这跟政府中的“吏员”，作为专业的行政管理人才，永远不能成为政权的实际掌握者，是一个道理。都是社会文明的保证。

四书五经，以及八股取士，是一种文明意识的强化训练。就跟我们今天入党提干要痛苦地集中学习马列一样。在这种强化训练的结业考上成绩优秀的，一般认为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资格，即，在军队，可以担任政委角色，用体制来保证他对武力的最高权力，在社会管理领域，地方政府中，则可以担任党委书记角色。

它强调的是政治正确。即是否由文明来率领社会。

科举官的最主要工作，是从意识形态上对事物对错进行判决，通过判断社会事务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引导社会文明。而不是利益的划分和具体的对错，当然，更不是GDP。

后者是交给非科举出身的“吏”来操作的。

“吏”作为“意识形态训练不合格”的人才——类似一看到毛概就头痛的理工科生——，绝对不允许当“官”，不能拥有一地、一国的实际统治权力。他们只能是公务员，而不能是掌握最终权力的党委书记。

这里不是透明天花板，而是制度的硬性设计。吏永远不能成为官。

虽然跟今天的党指挥枪，党委领导地方政府，基本类似，但也有一些明显不同：

一是，今天党委领导，基本就是从行政领导顺序提拔，而大明，则基本是“空降干部”。在科举考试中鱼跃龙门，基本没有地方行政经验就直接派去当地方领导，二甲进士基本都能当上县长，三甲基本副县长——还强调了不得在本籍任官，从制度上保证官员脱离地方上的利益纠葛，尽可能的保证他只凭借意识形态来统御——。“官”用纯粹思想观念来指挥“吏”（公务员）来进行社会管理，而“吏”则指挥社会地位与普通士兵一样低下、一样欠缺文明的“役”（临时工）来具体实施，三个等级壁垒分明。

而且离“庶务”越远、文明程度越高越纯粹的，越容易进入国家的统治中枢。如翰林院制度，把意识形态训练成果最好的，科举考试成绩最高的，吸纳到翰林院，直接进行国家统治的培养，直接作为中央六部、地方巡抚的后备人选培养。除开马列主义和儒家精神内容上的不同之外，这是最大的一点区别：大明尽可能的保证意识形态的纯粹，通过这一点尽可能的保障社会的文明性质，而如今是各种混淆。

二是，今天我们没有标志着马列主义训练程度的硬杠杠。而大明的八股取士，就是意识形态的硬杠杠。其实八股考试是设计和锤炼得相当公平、相当科学的。八股的试卷，凭借严格的体裁约束，基本上都是客观分，杜绝了主观分，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一个人对儒家经义的熟练掌握程度。

三是，大明依靠文人中间流行的“风评”来相互监督约束，看官员的统治管理，是否符合“圣人之道”，即文明的标准。官员的判词会在官场中间流传、点评，意识形态有问题就会撞上升迁天花板，在同侪中也抬不起头。而现今只有一个纪律检查廉政监察机制，而没有政治检查机制。

廉政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政治是否正确，是否体现文明和先进——在过去是否体现儒家文明，现在是否体现马克思主义。但统治者现在却都在“不务正业”，抓经济或者“庶务”去了，所以连带着监督机构也只好不务正业。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们不能够、不应当，用西方的政党概念来理解中共统治中国的方式。虽然它叫“XXXX党”，但它只有“党”之名而无“党”之实，此党非彼党，不是“政党选举”、“多党制”的“党”，它其实跟大明的“士人阶层”是一回事，是一个信仰团体，代表一种文明的团体，它统治中国跟儒家士子统治中国是本质相同的一件事。

都是“哲学治国”或者“信仰治国”，用对一种文明的信念，用全套成体系的思想理念来统率社会生活的全方面。而不是西方政党代表利益或共同主张的组织这样的性质。

（作为一个哲学组织，禁娼是它思想体系的内容，而跟色情业的社会功能价值无关。所以在普通百姓不解甚至嘲讽和抱不平的目光中，政府还得继续扫黄）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或者说制度设计上的。事实正在说明，似乎它做不到象儒家士子统治封建中国那样的统治现代中国。

士人可以用论语治天下，束手谈心性，换句话说，可以用纯粹意识形态和信仰力量来管理社会。士人阶层可以不问五谷只谈经义，但中共如果不抓经济建设，不搞一个又一个发展战略，就找不到存在感。

如果它整天只讲马克思主义，会让人觉得很荒谬。但是大明的“官”却可以！

不知道是哪一点出了问题。

 

（《文明与野蛮》补充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