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经历了长期的地质发展和古地理演化历程，至少在早元古代至晚太古代时期，华南地区就保留有地层记录。元古代时期扬子板块成型。早古生代后期，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拼合形成华南板块；秦岭微板块与华北板块拼合形成北秦岭古造山带。晚古生代后期，南秦岭洋逐渐闭合，海域逐渐萎缩。晚古生代金沙江洋开裂，羌塘板块、冈底斯板块等仍处在南半球与印度板块等为一体。因此至古生代末，长江流域尚未形成统一块体。
进人早三叠纪，长江流域基本上继承了晚古生代的古地理面貌。华南地区除川滇、华夏古陆及龙门等古岛外，长江流域中、东部为上下扬子浅海覆盖，浙赣湘桂一线存在一深水海槽。流域西部仍为昆仑、巴颜喀拉——松潘——甘孜深水海槽。以唐古拉古陆为主体的羌塘板块已向北移，使金沙江洋盆消减萎缩，藏南为深水海槽。流域北缘南秦岭仍为海域覆盖，古秦岭山脉仅限于北秦岭一带。
三叠纪后期的印支运动彻底改变了长江流域及相邻地区的古地理面貌，至佛罗纪古地理面貌有很大改观。首先，随着华南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秦岭海槽消失，古秦岭山脉形成，成为分隔华南、华北的天然分界。其次，羌塘板块与华北——塔里木板块的碰撞使昆仑、巴颜喀拉——松潘——甘孜海槽消失并隆升为山地。上下扬子浅海成陆，中部川滇古陆形成一巨大的内陆湖盆。中下扬子地区发育了荆当湖、汉南湖、下扬子湖等，赣湘粤地区残余一个连通太平洋的海湾。
白垩纪时期长江流域古地理又发生了重大改观。冈底斯板块的北移导致念青唐古拉海槽消失，藏北山地形成。古秦岭——大别山脉进一步隆升。川滇内陆湖盆萎缩，江汉——洞庭湖盆和苏北湖盆形成，赣湘粤海湾消退。
第三纪时期，长江流域及邻区古地理面貌又有明显变化。藏南海槽最终消失。流域中、东部湖盆萎缩，川滇内陆湖大部消失，仅在成都一带残余一小型湖；江汉——洞庭湖盆缩退，残余南襄湖和江汉湖盆。苏北湖盆和东南湖群也缩到苏北一带。华南、西南及青藏高原一带均为高地或山地，西南和青藏高原发育较多小型山间湖盆。此时古长江的轮廓尚不清晰。
进入第四纪以后，新构造运动使第三纪末广泛分布的准平原地貌产生了分化。青藏高原强烈隆升，喜马拉雅山脉和唐古拉山脉形成，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鄂西高原相对抬升，长江流域阶梯状东西分异的地貌格局逐渐形成。
早更新世时期，长江处于分段独立发展的原型状态，大致可分为古金沙江、宜宾——宜昌段古长江和湖口以下段古长江三部分，东西贯通的长江尚未形成；也有学者认为古长江水系形成于早更新世初期。早更新世是长江流域第四纪湖泊的发育期，江汉盆地的古洞庭湖、南阳盆地的南襄湖及古鄱阳湖、古苏北湖群发育；同时，川滇西部分布一系列近南北向的断陷湖泊。
早更新世晚期，新构造运动又趋剧烈。至中更新世，我国三级地貌阶梯基本成型。西部青藏高原强烈隆升，东部平原相对下降，由此加剧了地表水系的溯源侵蚀作用。早期独立发展的古长江各原型河段逐步连通，统一的古长江水系基本形成。随地形高差增加，盆地物源供应充分，湖泊淤塞加快，古洞庭湖、南襄湖、古鄱阳湖和苏北湖群均有较大萎缩。
晚更新世时期，青藏高原已隆升至3000m以上。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部分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使我国内陆降雨量有所降低，气候趋于干旱化，长江流域各湖泊范围进一步缩小，古洞庭湖、古鄱阳湖大部分时间面积很小，河网切割。受末次间冰期气候温暖的影响，海平面上升，海水溯江而上，可达镇江一带。苏北平原至杭州湾近海地区曾为海水淹没。至晚更新世末期的末次冰期，海平面下降约150m左右，海水自苏北退出，海岸线移至今长江口以东约600km处，整个东海和台湾海峡都成为陆地，此时古长江河谷切过东海黄海大陆架，向东北方向经朝鲜海峡注人日本海。
全新世时期，长江流域古地理面貌已和现代基本一致。末次冰期以后，气候逐渐变暖，雨量充沛，湖沼森林广布，动植物繁盛，优良的自然环境适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孕育了长江流域灿烂的史前文明。中全新世时期，江汉平原北部分布着北连汉江南接长江的古云梦泽，后因长江和汉江的泥沙淤积、三角洲扩展而逐渐消亡。古洞庭湖在中全新世时期随着古云梦泽消亡和长江的南移而逐渐扩大，至元明清进人鼎盛时期，“周极八百里”。清末以后，由于四口分流加速泥沙淤积和人工围垦等原因而日渐萎缩。鄱阳湖曾于晚更新世末期几近消亡，中全新世重新成湖，宋元时期鼎盛。太湖基本山形成于中全新世，后经历多次水陆交替，近代也进人收缩期。
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湖泊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些湖泊大多是与新构造断陷与河床演变有关的构造湖或河成湖。
泥沙大量淤积、洲滩迅速发育。围湖造田不断发展是本区湖泊发生迅速演变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江中下游湘、鄂、赣、皖、苏5省，因围垦而消亡的湖泊面积就多达12000km2，其结果是导致湖泊对江河的调蓄作用日益减少，湖泊生态系统及资源组成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洞庭湖】燕山运动的断裂作用在今湖区产生了地堑式的拗陷，形成了洞庭湖盆的原始雏型。随着湖盆多次下沉，古云梦泽逐渐解体，荆江洪水南移，湖盆积水逐渐增加，湖泊面积扩大，发展成为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1825年，湖面达6000km2。
19世纪以后，由于夺沙改道，大量分泄江洪，泥沙入湖量增多，形成高洲，围成垸田。据1956～1977年实测资料，平均每年进入洞庭湖泥沙为1.32×108m3，其中长江三口来沙占82.6％，每年从城陵矶输出沙量只占入湖总量的26.5％，四分之三的泥沙沉积在洞庭湖内，平均每年淤高3.2cm，大水之年可达4.6cm。1977年湖面为2740km2，1984年为2691km2，1995年实测湖泊面积仅为2625km2。河流挟沙入湖是洞庭湖淤积的重要原因。
人类的围湖垦殖是洞庭湖淤浅变小的另一重要原因。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豪绅在洞庭湖区竞相围湖筑堤，湖泊面积迅速缩小。到50年代初期，大面积围湖造田，加速了天然湖面的萎缩进程，1978年从卫星实拍照片测算，枯水期湖水面仅1070km2。
在湖面迅速缩小的同时，洞庭湖水深也在迅速变浅，湖泊容积锐减。1983年洞庭湖容积为174×108m3，只有1949年的45％，1995年实测湖泊容积为167×108m3（城陵矾水位33.0m），湖泊调蓄能力大为降低，洪涝灾害日趋严重。现今的洞庭湖已演变为以陆洲为主体的平原——湖泊景观了。
【四湖地区】位于荆江北岸，是江汉湖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河间洼地原为内陆湖，因自然淤浅及围湖造田，致使湖泊日渐被分割、肢解，遂形成今日“星罗棋布”的面貌。20世纪20年代，湖泊总面积为1949.2km2。历史上几次特大洪水年，荆江大堤决口，洪水泛滥四湖地区，致使众多洼地积水，湖面扩展，四五十年代湖泊面积增加至2033km2。50年代以来，淤积和围垦使湖群急剧缩小乃至消失，湖泊总面积已减至844km2。盲目围垦，减少了湖泊蓄水面积，导致大片垦区常年积水，地下水位抬高，影响农业生产。
【鄱阳湖】在历史时期的消长和每年季节性水位变化都比较大，汛期碧波万顷，枯水时水束如带，滩地出露，是典型的吞吐型湖泊。
距今1500年前，由于长江主泓道南移至湖口一带，长江江水阻碍了鄱阳湖北去的泄水，淹没了众多古代城邑，使鄱阳湖面积迅速扩大，唐初湖面扩至约6000km2。
唐末至明初，赣江等五河三角洲迅速伸展，由于开辟农田，建筑农舍，使鄱阳湖水域大为缩小。明代中叶长江张家洲的出露和东南移，再次束窄湖口入江断面，加上梅家洲继续发展，明清以来鄱阳湖又一次扩张。赣江、修水的三角洲前缘地带已屯垦的农田、村宅均被水淹。
20世纪70年代前，在湖的偏南部，即五大河下游的出口冲积平原处，由于大面积围垦、水土流失加剧和三角洲加速充填湖盆，鄱阳湖水位呈上升趋势。
【巢湖】是在构造盆地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典型断陷湖。一万多年前，奠定了巢湖的基本形态。初期湖泊面积达2000多km2，但宋代以前的200多年间，湖泊面积就缩小了五分之一。据史料记载，在明末清初，三河镇是濒临湖滨的重镇，经过300多年的变迁，如今三河镇已距湖边约10km，杭埠河入湖河道也北移入丰乐河，汇合后流入巢湖。
【太湖】成湖不超过2000～2500年历史。春秋战国以前，太湖地区原是陆地的冲积平原，后因气候变化引起洪涝灾害，地面被洪水淹没，加之泥沙淤塞，人类围垦，引起河道渲泄不畅，涝水内积，许多洼地积水成湖，太湖就是在原有河道基础上因洪泛而扩展成湖的。近代太湖的变迁以东太湖地区最为突出。唐代湖水可达吴江塘岸。
洞庭东山和西山原为湖中两大岛屿，后因东山与木读间泥沙淤积，滩地扩展，至清代中期，岛与沙洲相接，使东太湖成为太湖的一大湖湾。近一二百年来，因东太湖东岸和西北岸淤积加甚，加之围垦湖滩地，东太湖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狭长见阻水严重的浅涸湖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太湖及其周围湖群，因围湖种植和围湖养殖，湖泊面积减少13.6％，消失或基本消失的湖荡有165个，合计面积161km2。其中以太湖、隔湖最为突出，太湖西北的马迹山岛因围湖造田已与陆地相连。隔湖的北、东、南面因加速围湖，使原有湖面大为缩小。
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东亚季风气候。随着季节的转换，盛行风向发生显著变化，气候的干湿和寒暑状况交替。长江流域除江源和金沙江地区受青藏高原季风影响外，大部分地区为副热带季风区。
东亚季风在北进和南退的季节转换中，在长江流域有两段相对稳定时期，形成两段暴雨洪水多发阶段：一是6月中旬至7月上旬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季节；二是7月中旬至8月中旬长江上游和汉江上游的盛夏集中降雨季节及其以后的秋雨阶段。夏季风与冬季风的交替虽然年年皆有，但其发 生迟早、强弱、停滞阶段和交绥地带各年不同，季风活动的显著异常时有发生，造成长江流域初夏梅雨季节和盛夏集中降雨季节的长短及降雨量多寡差异甚大。在地 形条件、河网特性、农作物生长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程度不等。地区不同的旱涝灾害变化。
长江流域各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灾害的史料记载悠久，最早的旱灾记述在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谷绝”（《汉书·五行 志》）；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汉书·高后纪》）。从大量史料中选择记述详实和可比性较好的历史时期典型旱 灾年份有公元1671、1679、1778和1835年；典型水灾年份有1586、1663、1788、1831、1853、1867和1870年。上述 典型旱涝年绝大部分集中在清代，这主要是清代距今最近，历史文献资料保存较好，记述较详，并不能说明清代旱涝灾害最为频繁。清代以前的一些严重旱涝年事 件，或记述简略，或文献不全，多数从略未选。近百年来，长江流域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旱涝灾害典型年份，有大量的实测资料和分析研究文献，可供参考，此处未 列入。选列的11个典型旱涝年，根据历史文献记述的灾情严重程度，各用3级予以区分，即：干旱、大干旱、严重干旱和水灾、大水灾、严重水灾。
长江流域旱涝灾害的地域分布特性极强，各地区发生不同程度旱涝灾害的差异甚大。根据中央气象局（现称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 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470～1979年）资料，旱涝系列采用5级表示：Ⅰ级——涝，Ⅱ级——偏涝，Ⅲ级——正常，Ⅳ级——偏 旱，Ⅴ级——旱。长江流域1000E以东地区有37个站点，经整理分析得出长江流域历史干旱（Ⅴ级）和洪涝（Ⅰ级）频率分布图。流 域发生比较严重干旱的频率平均为5.55％，中下游地区受旱机会高于上游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干流中下游和洞庭湖地区干旱频率高达9.0％以上，为全流 域最高干旱频率区；其次是上游的嘉陵江地区，中心最高干旱频率为7.0％以上。流域洪涝灾害的平均频率为7.97％，显著高于干旱频率。洪涝灾害的地区分 布大体上与干旱相同，即中下游地区普遍高于上游地区。在干流中下游和两湖地区有一东西向的洪涝灾害高频地带，其中鄱阳湖北部和洞庭湖沅江、澧水至中游荆江 河段为洪涝灾害的两个高频中心区，中心频率高达12.0％以上；长江上游的嘉陵江和汉江上游地区为第三个洪涝灾害高频区。上述洪涝高频地带和中心与初夏中 下游的梅雨雨带、盛夏上游集中性降雨雨带以及流域的主要暴雨中心位置基本吻合。
长江历史旱涝在时间上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根据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5号《气候》公布的全国1000余年的“旱涝型年 表”资料，经补充分析得出长江流域历史干湿气候和旱涝周期变化规律，列表如下。一千余年来，长江流域经历了三个大干湿气候周期振动，其湿润期和干旱期最短 为120年，最长达220年，其间各包括3～5个小旱涝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江进人新的湿润气候期，当前处于这个新湿润期中的第一个小洪涝期， 表内括号的数字为预测参考值。
长江流域历史干旱气候和旱涝周期变化
|
大干湿气候期
|
小旱涝期
|
||||||||||
|
干旱期
|
起止年
|
历年
|
旱年数
|
涝年数
|
干旱指数
|
旱涝期
|
起止年
|
历年
|
旱年数
|
涝年数
|
旱涝比
|
|
湿润期
|
956～1069
|
120
|
17
|
44
|
2.55
|
洪涝
|
950～9989
|
40
|
3
|
18
|
0.17
|
|
干旱
|
990～1009
|
20
|
7
|
2
|
3.50
|
||||||
|
洪涝
|
1010～1069
|
60
|
7
|
24
|
0.29
|
||||||
|
干旱期
|
1070～1249
|
180
|
39
|
41
|
2.98
|
干旱
|
1070～1139
|
70
|
15
|
14
|
1.07
|
|
洪涝
|
1140～1159
|
20
|
3
|
9
|
0.33
|
||||||
|
干旱
|
1160～1249
|
90
|
21
|
18
|
1.17
|
||||||
|
湿润期
|
1250～1429
|
180
|
27
|
67
|
2.55
|
洪涝
|
1250～1349
|
100
|
17
|
38
|
0.45
|
|
干旱
|
1350～1369
|
20
|
4
|
4
|
1.00
|
||||||
|
洪涝
|
1370～1429
|
60
|
6
|
25
|
0.24
|
||||||
|
干旱期
|
1430～1549
|
120
|
26
|
30
|
2.93
|
干旱
|
1430～1489
|
60
|
14
|
12
|
1.17
|
|
洪涝
|
1490～1519
|
30
|
2
|
15
|
0.13
|
||||||
|
干旱
|
1520～1549
|
30
|
10
|
3
|
3.33
|
||||||
|
湿润期
|
1550～1769
|
220
|
40
|
81
|
2.63
|
洪涝
|
1550～1579
|
30
|
6
|
20
|
0.30
|
|
干旱
|
1580～1599
|
20
|
3
|
3
|
1.00
|
||||||
|
洪涝
|
1600～1619
|
20
|
1
|
9
|
0.11
|
||||||
|
干旱
|
1620～1649
|
30
|
6
|
1
|
6.00
|
||||||
|
洪涝
|
1650～1769
|
120
|
24
|
48
|
0.50
|
||||||
|
干旱期
|
1770～1979
|
210
|
48
|
53
|
2.95
|
干旱
|
1770～1829
|
60
|
15
|
15
|
1.00
|
|
洪涝
|
1830～1849
|
20
|
1
|
9
|
0.11
|
||||||
|
干旱
|
1850～1899
|
50
|
15
|
12
|
1.25
|
||||||
|
洪涝
|
1900～1919
|
20
|
4
|
9
|
0.44
|
||||||
|
干旱
|
1920～1979
|
60
|
13
|
8
|
1.63
|
||||||
|
湿润
|
1980～(2099)
|
120
|
18
|
44
|
2.57
|
洪涝
|
1980～(2099)
|
30
|
2
|
13
|
0.15
|
图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历代正史《地理志》为科学依据，按照中国政区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选编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8幅详图及春秋、三国、五代十国3幅略图，合计11幅建制图。
《春秋图》、《战国图》主要反映大诸侯国的分布。《秦图》主要反映秦末郡、县二级建置情况，“绘出流域内郡名、郡治、郡界及所辖的主要县治，同时绘出夜郎等主要族国。《汉国》以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准，标出流域内郡国名及少数属县。《三国图》以魏景元三年（262年）为准，标出吴、蜀汉、魏三国名称，绘出都城、国界及三国所建的州治。《唐图》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为准，绘出流域内道名、道界及主要州名、州治。另外标出吐番政权。《五代十国图》是以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为准，绘出当时存在的南唐、南平、楚、越、后晋等割据政权，标出图界，绘出其国都及重要府州。《宋图》以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为准，绘出流域之内路名（转运使路）、路治及路界，同时绘出所辖主要州府；另外标出大理、吐番等诸部。《元图》以至顺元年（1330年）为准，绘出流域各行省名称、治所及省界。《明图》以万历十年（1582年）的建制为准，绘出流域各省省名、省治及省界，同时绘出所辖的主要府州及卫、土司等内容。《清图》以嘉庆二十五年（182年）的建制为准，绘出流域各省的省名、省会及省界。
长江流域古代水利的状况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特点，主要是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总体情况与需求相适应的。
春秋战国以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即使出现水旱灾害、人口、土地等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人们也可易地而居，另觅土地耕作，洪水过后，再作善后处理。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取代奴隶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为兴修水利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又由于诸侯割据，互相攻占称霸，出于对粮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需要，塘堰灌溉工程、人工运河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这一时期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吴国兴修的胥溪、胥浦、邗沟等人工运河；秦国兴修的都江堰、长渠和楚国兴修的木渠等灌溉工程。
秦统一六国后，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统一岭南地区，出于运输需要，开凿了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灵渠建成后，不仅可供通航，且兼有灌溉之利。秦代历史短暂，未能兴修更多水利工程，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仍“使赭衣徒三千，凿京岘东南垄”、“凿丹徒曲阿”，为隋代开凿江南运河奠定了基础。及至汉代，政权相对稳定，在长达400多年的历史中，除对原有水利工程进行维修取得效益外，在今陕西汉中、河南南阳、四川成都、安徽舒城、江苏扬州等地区和浙江长兴一带，都新建有相当多的塘堰灌溉工程，并开凿了通扬运河。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王室衰微，黄巾起义，群雄并起，战争频繁，水利工程兴建甚少。及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屯田与灌溉、造船与航运等有了较大的发展。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国、吴国和魏国的一部分，都利用长江流域有利的自然条件进行一些水利开发。
三国归一统之后，西晋只维持了50多年的统治，南北分裂。东晋及以后的南朝宋、齐、梁、陈等王朝共延续了270多年，其政治中心和统治区域主要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成为富饶的农业基地。农业的发展与兴修水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在今江苏丹阳、金坛及浙江湖州一带，兴建了不少塘堰，而在湖南长沙及湖北枝江等地，也兴建了一些塘堰。
隋、唐两代，我国封建社会进入极盛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隋代在兴修水利方面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前人开凿人工运河的基础上，建成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达1794km的大运河，其中在长江流域的段落，江北为江淮分界线至扬州，江南为镇江至杭州。
唐代对水利工程的兴建很重视，一方面对历代一些大工程如都江堰、灵渠、大运河等进行维修以充分发挥其效益；一方面则在长江流域许多地区兴修相当多的灌溉工程。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今四川仁寿、彭山、新津、眉山、青神；湖南常德；江西临川、南昌、宜春；安徽南陵；江苏常州；浙江湖州等地区。
宋代相当致力于南方的经济开发，长江水利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兴修了沟通长江和汉江水系的荆襄运河。对太湖的治理出现各种主张。对长江下游的圩田工程相当重视，沿江地区和湖区垦田面积迅猛增加，较重要的圩烷有位于今安徽当涂的政和圩、广济圩和江苏高淳的永丰圩。较大的灌溉工程是在今四川乐山兴修了楠木堰。
元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而京城的经济供给却仰赖于南方。《元史·食货志》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代曾着力于重修大运河以解决南粮北运问题，但增运始终不畅，不得不依靠海运解决运输。这一时期，还疏浚了练湖，使江南运河水源通畅，疏浚了吴湘江及一些塘浦湖群，以解决苏州、松江、嘉定的排涝问题。在长江上游滇池地区，兴修了松花坝。
长江的堤防和海塘，始建时代难以确认，因是断断续续，且规模甚小。稍具规模的海塘起自汉代，即今浙江杭州附近的防海塘和海宁一带的捍海塘。而堤防则始自东晋的沪读垒和金堤。唐、宋时期亦有兴建。其中最著者为唐及五代吴越王钱谬兴修的浙西海塘，宋代兴修的范公堤、无为大堤。
明、清时期，长江水灾较为频繁，堤防和海塘工程的兴建，就其规模和使用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大大超过前代。有些堤防，在历代修建的基础上进行培修，并逐渐连成一体，形成沿江的堤防系统，即当今的荆江大堤、武昌堤防、汉口堤防、汉阳堤防、黄广大堤、同马大堤。无为大堤。明代还兴修了沟通石臼湖与秦淮河进而与胥溪联系的人工运河胭脂河（天生桥河）。
|
工 程 名 称
|
修 建 年 代
|
主要作用
|
| 江苏江都·三沟闸 |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 | 闸与西堤相连，邵伯以北运道与诸湖分立 |
| 湖北武汉·罗家埠闸 | 清咸丰七年 （1857年） | 可排涝水64.1万亩 |
| 湖北荆门·赵家闸(赵家堰) |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 为滚水堰，高3.3m，长12m，堰面宽5m |
| 湖北武汉·武泰问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 排水流量208m3/s |
| 湖北大冶·四顾闸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 1978年修整，可排渍水12万亩 |
| 湖北武汉·武丰闸 | 1912年 | 1967年修整，流量28.5m3/s |
| 湖北鄂州·民信闸(樊口闸) | 1924年 | 排水流量339m3/s |
| 湖北武汉·金水闸(金口闸) | 1935年 | 排水流量360m3/s |
| 江苏常熟·白环闸 | 1936年 | 排水流量345m3/s |
| 安徽望江·华阳闸 | 1937年 | 排水流量240m3/s |
| 湖北武汉·禁口闸 | 1941年 | 排水流量5.6m3/s |
| 湖北武汉·岱家山闸 | 1941年 | 排水流量10.5m3/s |
| 江西丰城·小港口闸 | 1944年 | 受益田亩36.5万亩 |
| 江西樟树·龙溪闸 | 1947年 | 防止赣江洪水倒灌 |
| 云南昆明螳螂川·石龙坝水电站 | 1912年 | 最初装机容量480kw，扩建增修后，1949年装机容量为2920 kw |
| 江苏武进·戚墅堰电厂 | 1924年 | 安装45kw电动机，灌田3000余亩 |
| 四川 泸县龙溪·洞窝水电站 | 1925年 | 最初装机容量140kw，扩建增修后，1938年装机容量为380kw |
| 四川成都·洗面桥水电站 | 1926年 | 装机客量10kw |
| 四川成都·猛追湾水电站 | 1930年 | 装机容量100kw |
| 四川金堂·玉虹水电站 | 1933年 | 装机容量40kw |
| 河南西峡·莲花寺岗水电站 | 1934年 | 最初装机容量15kw，1937年扩建，装机容量90kw |
| 四川长寿·桃花溪水电站 | 1941年 | 装机容量876kw |
| 贵州修文·修文水电站 | 1944年 | 装机容量1500kw |
| 四川江津·白沙水电站 | 1945年 | 装机容量75kw |
| 贵州桐梓·天门河水电站 | 1945年 | 装机容量576kw |
| 四川遂宁·石溪濠水电站 | 抗日战争时期 | 装机客量175kw |
| 四川长寿·下硐水电站 | 1948年 | 装机客量2990kw |
| 江西瑞金、兴国革命根据地农田灌溉工程 | 1932～1934年 | 建武阳、石水水库及随圳水塘等7000余处 |
| 江西赣州·堰坝工程153处 | 1939～1948年 | 灌田26.05万亩 |
| 陕西汉中·汉惠渠 | 1941年 | 引汉江水灌田6.3万亩 |
| 陕西汉中·褒惠渠 | 1942年 | 引褒河水灌田 13.5万亩 |
| 河南邓县·湍惠渠 | 1942～1947年 | 灌田15.36万亩 |
| 陕西汉中·清惠渠 | 1944年 | 引水灌田6.8万亩 |
| 湖北恩施·胜利渠成惠渠广润渠等9处 | 抗日战争时期 | 灌田2.18万亩 |
| 三峡·整治航道及纤道 |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 | 清除滩险48处，开纤道数十里 |
| 吴松江·虞姬墩裁弯工程 | 1935年 | 新开河2km，缩短航程1km |
| 四川綦江·渠化工程 | 1938～1945年 | 建船闸11座，疏浚航道32处 |
| 四川釜溪河·渠化工程 | 1940～1943年 | 建船闸3座 |
| 四川威远河·渠化工程 | 1940～1944年 | 建船闸8座 |
| 长江中下游地区·堤防培修 | 1931年大水后 | 长江沿岸1832km，赣江沿岸575km，汉江沿岸340km，完成土方7700×104m3 |
| 长江中下游地区·堵口复堤工程 | 1935～1936年 | 1935年大水后培修，完成土方6800×104m3 |
| 江浙沿海·海塘修复工程 | 1946～1947年 | 修复松江、宝山、太仓、常熟海塘3813m |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古人类的发祥地，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7000多年以前，长江流域有些地区就已开始水稻种植。隋唐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到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是朝廷主要的敛赋地区。
【古人类文化遗址】大约距今200～300万年前至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是早期人类生存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早期、中期、晚期的都有发现。
近年来发现，约200万年前，我国就已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被称为“巫山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距今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亦称元谋猿人）为早期猿人阶段的晚期，比北京猿人更原始，可能已会用火。1988年元谋县又出土了一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距今约300～400万年。以上发现证明长江上游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长江中下游继1975、1976年在湖北郧县发现两颗猿人门齿化石（距今约50～100万年）之后，1989年该地区又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约100万年至200万年，被认为系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属，亦有称为直立人。属于上述的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还有长江下游安徽和县境内“和县人”头盖骨化石，介于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之间，是我国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
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湖北长阳发现的距今约10多万年前的“长阳人”，属早期智人或古人。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距今约1万年至10万年之间的四川“资阳人”，已属于晚期智人。近些年来，云南丽江亦有类似发现。
新石器时期开始于约7000～8000年前，其基本特征为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都已发现重要遗存。
长江上游除成都平原外，东至三峡地区，西北至甘孜、阿坝境内，西南至安宁河、雅砻江流域，均有遗址发现，初步统计约数十处，其中最著名的属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经1959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14座，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镜、石凿、网坠、鱼钩、箭链、纺轮等生产工具；釜、罐、曲腹杯、碗等生活用具，还有耳坠、抉等装饰品，代表了新石器时期从中期到晚期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尤以江汉平原分布为密，仅湖北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450多处，经发掘和试掘的有60多处，多集中分布在汉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都具备的屈家岭文化，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交圈足豆等为主要文化特征，还出土有大量的稻谷及动物遗骸，畜牧业也相应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并已有了渔业。该文化的影响范围甚广。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洪文化和良洙文化为代表。位于杭州湾附近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于1973年，曾先后两次发掘，出土的约7000件珍贵文物中，有成堆稻谷、稻壳遗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证明6000～7000年前就已掌握种稻技术；出土大量“骨耜”，证明已脱离“火耕”，开始用骨耜翻地；还出土了大片木构建筑，已出现榫卯，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干栏式”木构建筑。
20世纪50年代，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殷商文化遗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出土文物说明“蜀”与殷商中期有密切的文化交流。
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已发现的长江流域第一座商代古城，距今3500多年。城邑和宫殿遗址壮观齐全，遗址、遗物、遗骸中明显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分群。属于商晚期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商代遗址。1989年江西新干出土大量商代的青铜器、玉器、陶器，距今约3200多年，具明显的南方特色。这些遗存对于了解至今仍较为模糊的长江流域商代文化，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西周以后至清代两千多年间，在广袤的长江流域留下了大量古建筑、古墓葬、古造像石刻、古窑址等遗迹及遗址。在长江的上、中、下游，出现了各自孕育、发展、互相影响日趋鼎盛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
【古建筑】冯焕阙为东汉幽帝时安州刺史冯焕墓前神道石阙，为四川现存最早的石阙，对研究汉建筑、雕刻艺术及文物制度很有价值。平阳府君阙是现存汉阙中雕刻最精美的。
溪州铜柱（湖南永顺），是五代后晋刻有盟约的铜柱；玉泉寺铁塔（湖北当阳），是佛教建筑；太和官金殿（云南昆明），是古代道教官观建筑。
安徽黟县西递“中国古代民居博物馆”，被称为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传统文化的缩影。
大屯土司庄园（贵州毕节），为清末彝族土司庄园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祥集弄民宅（江西景德镇）、潜口民宅，是明民居；岳麓书院。白鹿书院、西秦会馆、杜甫草堂，都是名建筑；卓克基土司官寨，是集居住、官署、防御于一体的少数民族官寨建筑（四川马尔康）；还有苏州庭院等等。
【古墓葬】主要有湖北随州擂鼓墩古墓群；荆州楚墓群；浙川楚墓群；乐山麻浩崖墓；棘人悬棺墓群；荆州秦汉墓；云梦秦墓；长沙汉墓；王建墓；李自成墓；张衡墓；李时珍墓；明显陵；南唐二陵；明孝陵等等。
【古石刻、碑刻、造像】主要有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白鹤梁题刻；麦积山石窟；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特别是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历史地反映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同时又是民族友好的重要历史文物。
云南曲靖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系宋大理国碑刻，又称石城会盟碑，是研究大理国史及云南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大理南诏德化碑，是赞扬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南京栖霞山石刻，是现存唐碑中最早的行书体碑之一。
【古窑址】湘阴两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宜昌均山窑址，为吴晋时期南方青瓷窑群址，是我国南方早期青瓷重要产地之一；长沙铜官窑遗址，是唐五代瓷窑遗址，开彩色釉先河，陶瓷史上有重要意义。
